有时直接从四端之情出发与七情进行比较，比如恶是自羞恶发出，喜怒爱欲和哀惧都是从恻隐出发等等。
他的论证有两层，或者说分为两个步骤。但是，顾春博士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孟子》虽是陆学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陆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这就是《易传》。
这个论证是符合茶山思想的。陆九渊的教育思想就是通过继承发展《易传》哲学，从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个看法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进一步说明，《易传》对宋代新儒学的影响是重要的、普遍的、没有例外的。但在天人关系即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上，却是继承了儒家的人道精神，而与基督教不同。诸如此类的见解，还有不少，不能详举。
按照这个解释，从前者说，天命是内在的，天即上帝并不在彼岸，就在人的心中，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顾春博士经过他的研究，明确指出，朱、陆二人争论的实质不是别的，正是易简与否之争。人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表现在诸多方面，为什么只用喜怒哀乐这四种情感说明中和呢？喜怒哀乐与中和是不是有一种必然联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缺乏其他文献的直接依据。
这一点在《易经》和其他原始文献中都有记载。那么，乐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体验？是美学的，还是道德的？抑或是美学与道德合而为一的？或者是宗教等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儒家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其整体论的特征则是明显的（这个问题，我在《理学范畴系统》与《心灵超越与境界》二书中都进行过讨论，但总觉得不很深入），似不可从单独一方面去研究。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某些动物有利他行为，这与生存竞争似无关系。孔子讲过仁者爱人[33]，爱人是仁的基本含义，这是从德性上说的。
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11]。七情之发，程子谓之动于中，朱子谓之各有攸当，则固亦兼理气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则在乎气。
四端这种情感，是有社会意义的，但孟子不是从社会来源而言的，他是从人的天生的心理机能而言的。古人说：哀而不愁，乐而不荒。[45] 这样，理气就不是分开各在一处了。因此，它不是纯粹的智性，也不是一般的知觉，就是说，它不是对事实之真伪、逻辑之真假、认识论上所说的真理与谬误的分辨，而是对情感所认可的是非之分辨。
喜怒哀乐之情与四端之情有些不同，除了四端之情是明显地讲道德情感而喜怒哀乐之情是不是道德情感则并不明显之外，从表达方式而言，这四种情感主要是从形式方面说，而四端之情则主要是从内涵方面说。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分言之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这是儒家对人类尊严的一种理解。人要讲道义，讲礼貌，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人的尊严即表现在这里。
从自然人到社会人，不能仅仅用自然选择去解释，也不能仅仅用劳动去解释，劳动又是从哪里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探寻人的内在的进化轨迹和动因，这就涉及自然界目的性的问题。这与人的情操、情趣相关联，更确切地说，与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即终极关切相关联。
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死亡和恐惧已成为人生中的重大问题，以致某些西方哲学家将其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许多著作中反复出现。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四情中也有乐，但四情中之乐，与前面所说的乐的体验，既有交叉的一面，又有不同层面的意义。
就前者而言，它只是一种存在或一种本能，未经过思维的训练与过滤，是未加思索而有的，正如孩提之童知爱其亲以及赤子入井时所自发地表现出来的恻隐怵惕之心一样。知在孔子那里，还有较多认识论、知识论的意义。以此而论，则知圣人之于天下，其所以为庆赏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如同《易经》震卦之象辞所说，也如同曾子引用《诗经》的诗时所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32]，以及儒家经常所说的戒慎恐惧，等等。这里有一种宗教情感，不只是对自然界异常现象由于无法认识而产生的单纯恐惧，更重要的是对天人之际的某种神秘关系的惊惧。这未发、已发无论怎样解释，都是从心理情感上说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辩，将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或私人情感作出了明确的区分，避免了将二者混而不分甚至混为一谈的弊病，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其中也有某种自然的法则或原则，但这不是将人视为社会公民而形成的公共的行为准则，而是人作为人，即自然界的一员，出于德性而形成的某些互相遵循的规范。
在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与市场活动中，这一点就更加显得重要。《礼记》中的《乐记》和荀子都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强化所谓诗教、乐教，主张对人的性情进行道德教化。
但是，儒家的四端之情却揭示了另一面，而且同样是人性中最深层的一面。所谓无声无臭不只是讲宇宙空间即所谓苍苍之天，还具有形而上的味道。
只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在其学说中有较多的客观理性精神，即较多地谈到智的认识功能，但是，他们同样没有达到认知与情感的分离，他们的学说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性情之学、情理之学。这在朱子学说中自然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李退溪提出四端主于理而七情主于气[43]的学说就是有依据的。情感问题本来是人的存在的重要问题，但是像孟子这样自觉地提出四种道德情感的问题，并建立一套学说，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明清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儒商，诚信成为儒商从事经营的基本信念之一。
这是它的宇宙论的来源。这样，儒家文化既是礼文化，也是情文化，这种情–礼结构的文化形态，就从哲学上被确定下来了。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义，既不是过度的喜，也不是不到位的喜，而是喜得适中而恰到好处，怒、哀、乐也是如此。比如孔子在讲到迅雷风烈必变[29]时所表现的情感，就既有敬畏感，又有恐惧感。
当人们谈论仁义礼智这样的道德理性时，或许有一种道德说教或道德教条的感觉，但是，当人们谈到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等等时，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能够体验到这些情感是亲切的、贴近生活的，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是时常发生的，或者时常能够遇到的，也就是说，这种情感是人所具有的。如果说这是由社会文化的沉积、积淀而形成的潜意识未尝不可，但孟子时代毕竟是人类文化的早期即所谓轴心时代，后来的许多文化现象包括社会心理现象，是由那个时代奠定的。
我们这里提出情感分析这个题目，主要是根据儒家的有关论述，对情感作一个大概的分类，对各种情感的意义作一些分析，由此说明儒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所忽视甚至卑视的又是怎样的情感。自由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最高的人生价值，信也是古代中国人生的最高价值之一。所谓於穆不已，则说明在生生不已的流行之中，又有一种近似于神性的肃穆。但另一方面，朱子并不主张七情与四端相配。
实际上他是用中和原则说明七情的，动而处其中者为上品，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为中品，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为下品。此五綦者，人情之所不免也。
但是，我们能够根据儒家的言论进行一些分析。下面就是李退溪的一段论述： 盖理之与气，一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也正因为四端之情仅仅是端绪，是萌芽，所以人与动物相去并不远，关键在于扩而充之，如果不能，便与动物差不了多少。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
